机器人的自由程度越高，就越需要道德标准。

二是从实现外在物质文化需要向同步追求精神心理满足的转变，不仅希望人身权、财产权不受侵犯，而且期待个人尊严、情感得到更多尊重，隐私、名誉、荣誉等人格权得到有效保护。3.快捷性，人民群众对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很迫切，期望诉讼活动更加高效便捷。

4.对立性，矛盾各方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怎么协调是个重大挑战。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要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支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相互配合、中心学科与交叉学科相互借鉴，加强重大理论问题协同攻关。[25]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当某些社会群体的需要长期被异化且他们的一些基本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处于不满意状态，尖锐的社会矛盾就会产生，最终必然产生变革社会的需求。（三）着力解决法治发展的中心和重点任务 在法治发展中要着力解决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科学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不充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不平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不平衡，区域间法治发展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的不平衡，等等。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中国法治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二步，即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法治现代化，全面建成法治中国。

因此，在利益的意义上，需要与权利相契合。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要靠法治方式来解决。[20][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序言以及第85页以下。

德国《基本法》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邦的宪法秩序应符合共和、民主及社会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与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民主法治等原则一起，共同构成《基本法》的根本支柱。首先要倡导公民权利至上摒弃国家权力至上，尊重社会公众及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利。[29]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96页。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可以理解为软法，伴随着软法一词在国际法领域的脱颖而出，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欧盟推行的新的治理方式的探索，软法的兴起成为趋势。

[25] 1.自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民众参与和社会协同的作用，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36][德]扬-维尔纳?米勒：《宪政爱国主义》，邓晓菁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页。

[49] 3.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社会的自主发展需要包括社区在内的基层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政府应逐渐从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中退出。在社会多元化的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寻求和凝聚社会共识。软法的迅速发展是人们追求自由、自治与自由、自治需要规则、秩序的保障的矛盾使然。[32]参见徐永平：《发展社会自治权与创新社会管理初探》，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第四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论文集》，2013年7月，北京，第182页。

社会参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软法理论的目标则是适应公共治理范式的兴起，让长期存在但遭遇忽视的软法，受到至少是广大法律人的关注和重视，否则，传统国家主义法律观的视野盲区会让法律人对公共治理所需的规范体系缺乏清醒认识。[2]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被确定为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平衡论是没有立场的吗？ 平衡论自一开始即受到质疑，被调侃为老好人哲学。

平衡论的目标是在极端的管理论/管理法和控权论/控权法之间寻找一条第三道路，是在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寻求平衡。4.罗豪才教授软法理论的影响何在？ 罗豪才教授无疑是开创国内软法研究新格局的第一人。

具体而言，软法规范包括：(1)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旨在描述法律事实或者具有宣示性、号召性、鼓励性、促进性、协商性、指导性的法规范。[18]对法定义的反思和修正，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论证过程，详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6-204页。

【中文关键词】 罗豪才。2009年6月，他受邀成为中国法学创新讲坛的开讲第一人，足可见法学界对其学术创造力、影响力的公认。在他看来，软法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治理正在取代国家管理、国家—控制法范式正在面临危机。但是，从应松年教授、方彦教授、朱维究教授发表第一篇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论文开始，在平衡论的强力推动下，该主题的研究已有三十五年。其二，由于是纪念文章，已经无法再向罗豪才教授请教他的真实想法，只能更多通过文本阅读，去理解他、还原他，而这种理解、还原最终必然是一个不断接近但始终可能无法真正达到彼岸的过程，局部的、片面的解读或者误读完全可能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对平衡论不予研读甚至不屑阅读，仅凭对名称的好恶，认为其没有特定立场，而完全否定之，至少不是学术严谨的。

在他的鼎力支持下，全国性的中国行为法学会软法研究分会于2015年1月16日正式成立，为软法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持续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平台。[4]紧接而来的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更加明确地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提出这次机构改革和以往机构改革的不同，就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并且继续强调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那么，与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密切相关的行政法学发展进度和状况如何呢？这显然是本文有限篇幅无法描述的。中央层面的文件，2010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第一份出现公共治理一词的重要文件，其中提到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

[26] 《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1页、第36页、第48-65页。1991年，他在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举办的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复议、应诉人员研修班讲课时，从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的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学体系等方面，阐述了行政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的观点。

在他带出的众多学生中，或者在他接触的众多朋友中，有不少比我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接近他、了解他思想。[18]这样的法规范体系显然是可以为那些不能由国家强制实施的规范留出空间的。至于进一步的理论细分，他认为是有待挖掘的。三、结语：超越的不仅是自己 行文至此，似乎任何结语都已经显得多余，但我又确实觉得有些话无法在上文任何一个部分叙述，需要在此处一吐。

后更名为政府法治论，参见杨海坤：《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政府法治论》，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平衡论诞生了。

对于一门正在逐步完善和发展的年轻法学学科来说，探索科学、合理的基础理论是十分必须的。于是，西方国家开始了旨在推行绩效管理、强调顾客至上与服务意识、在政府管理中引进竞争与市场机制的政府改革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公共管理模式脱颖而出。

更难得的是，他对由此出现的学术竞争和繁荣感到十分高兴，这应该也是他提倡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初衷所在。[27] 2018年4月15日，我在中国知网上以篇名：软法、关键词：软法和主题：软法三种方法搜索，分别得到746条、817条和1778条结果。

[17]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行政法理论基础(亦称行政法基础理论)作为一个学术主题，并非罗豪才教授首先提出，但他对该主题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关切。俞可平教授的《治理与善治》一书是较早系统引介域外公共治理理论的专著。其次，二者的背景范式不同。

然而，想象在中国的政治情境中，如此一部法律不仅历史上没有，更是授权在权力格局中地位略低的法官去审查地位略高的行政机关首长所作或同意的决定。他提到，软法具有法规范的共性特征之一，即其实施要诉诸外部的公共权力，而道德规范则主要依靠内心谴责。

在认为美国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为目标存在较大问题，并受到美国行政法之父沃尔特?盖尔霍恩(Walter Gellhorn)关于中国行政法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的指点之后，[10]罗豪才教授反复思索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在前苏联的管理论和美国的控权论之间，中国的行政法(学)向何处去，如何形成适合中国自己的理论流派。带有法律阶级论话语的基本理论已经销声匿迹。

然而，我想在这里表达一下自己的不同看法：将软法理论作为平衡论的延续，可能弱化了软法理论本身具有的学术冲击力和现实意义。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同时，行政法领域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生效实施。